傅斯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长子。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建筑。回国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兼教授，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0年梁思成全家与中国营造学社迁来李庄，继续组织开展对雅安汉阙，成都、广汉古建筑，宜宾旧州白塔、宋墓，乐山崖墓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出版发行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二期。在李庄上坝村月亮田家中，写成《中国建筑史》书稿，实现了中国人写中国建筑史的愿望，又把李庄栗峰山庄作为川南民居的范例收入《中国建筑史》。
1944年夏，梁思成和学生罗哲文奉国民政府之命去重庆，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反攻敌占区轰炸时要加以保护的文物古迹与日本的京都、奈良。
1945年他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参与设计工作。
1949年主持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工作。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土建系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部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著作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译有《世界史纲》。
20世纪80年代中，日本人民获知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了京都、奈良未遭轰炸的真象后，称他是“古都恩人”。
李济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中国台湾人类学家。
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
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李济投入了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迁移工作。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带着殷墟文物、图书、仪器、档案、标本在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医疗条件糟糕，李济的两个女儿鹤徵、凤徵，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逝。
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
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一代甲骨学宗师。在学术史上与王国维(观堂)、罗振玉(雪堂)、郭沫若(鼎堂)并称“甲骨四堂”。董作宾先生先后15次参加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又参加山东城子崖、东平陵遗址发掘，发现龙山文化。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民国时代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名家济济，无出其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作为中研院最大的机构，屡经迁徙，1940年最终在四川李庄落脚，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重回北京。史语所在李庄的六年，是学术史上传奇的“李庄时代”。1931年后，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历》。
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1895年7月14日（清光绪乙未年闰五月廿二日）生于湖南长沙。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成就荣誉
张申府先生曾经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著名学者皆出于金岳霖门下。
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其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而《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思想简介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先生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哲学本体论：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 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童第周
童第周，字蔚孙，1902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鄞县童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清贫，靠兄辈抚养，1918年入宁波师范，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后考入宁波效实中学三年级为插班生,1922年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
192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同年由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
1930年到比利时的布鲁斯尔自由大学留学。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中国东北大举进攻，那时童第周正在比利时留学，他出于爱祖国和自觉抗日的热情，带头到日本驻布鲁塞尔使馆进行抗议，受到比利时警方的威胁。
1933年底，他不顾日本侵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可以安心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于1934年底回国。
1934年获布鲁斯尔自由大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并于年底回国，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山东大学内迁到四川万县。
1938年辗转到重庆，先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他任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于1949年3月回到国立山东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0年他授聘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并任生物地学部副主任。
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1959年该所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他仍任所长。
1960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77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
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将近50年的科学研究中，他一直从事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还担任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1979年3月30日于北京病逝。
《南渡北归：北归》第二章问道在蜀郡
1934年回到国内，童第周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
李方桂（1902～1987）
语言学家。祖籍山西省昔阳县。后入美国籍。
192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
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48年当选该院第一届院士。曾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美国语言学国际杂志副主编、夏威夷大学教授等。在美学习期间，曾师从萨丕尔、布龙菲尔德、伯克、克拉尔克等，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既具有敏锐的普通语言学的洞察力，又掌握了严格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既有丰富的印欧语史学知识，掌握了多种语言，又具有对无文字语言进行调查的实际本领的语言学家。
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对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所著《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萨尔西语的动词词干研究》及之后的8部有关印第安语的专著，现已成为印第安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
⒉对侗台（壮侗）语族的研究。他经过多年深入的实际调查，共撰写了《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记略》等5部专著及几十篇论文。所著《台语比较手册》（1977年）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调、辅音和元音系统。这是其40多年来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结晶。这部著作在侗台语族的研究工作中及培养研究这个领域的人才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⒊对汉语和藏语的研究。著有《上古音研究》（提出了新的上古音系统）、《敦煌汉藏词汇》等著作。
1937年，他在发表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中提出的关于中国语言系属分类的意见，至今仍为多数学者采用。
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社会学家。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
1926年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社会调查所于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父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梁启超。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0年10月底，梁思永一家迁到李庄，住在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办公，罗南陔家在镇上的江边，两下隔着七八里地。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两夜一天。在板栗坳的办公室，他忙于工作，不舍昼夜。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吴旻
吴旻，男，1925年12月出生；1943年暑假，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吴旻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1961年原苏联莫斯科医学科学院实验和临床肿瘤研究所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家，开创了我国的人体细胞遗传学新领域，创建了第一个医学细胞遗传学研究组，在国内第一个开展了先天性畸形的产前诊断。历任同济大学助教，中央流行病研究所助研，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青海夏日哈卫生所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
1961年开创了我国人体细胞遗传学和肿瘤细胞遗传学研究，创建了第一个医学遗传学研究组，为促进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他主持的《人类和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在我国的创建、发展和主要成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人体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系统的建立及其在病因和癌变研究中应用》，获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易感人群的检出和进行规模预防的策略》，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与卢惠霖教授合作全面介绍了优生学的发展历史和功过，对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食管癌研究中，倡导癌症的基因治疗，取得首创性进展。发表中文、英文、俄文论文300余篇。 吴旻，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家。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
1983 年，首次提出食管癌遗传病因和通过检出高发区易感人群进行规模预防的策略；1985年，首先在我国提出开展恶性肿瘤基因治疗的研究。他是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他所在的科室是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和第一批国家教委细胞生物学重点学科点。
王守觉
王守觉，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电子学家，江苏苏州人，生于上海。
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
现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神经网络与形象思维实验室负责人。兼任同济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兼半导体与信息技术研究会名誉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神经网络与计算智能委员会名誉主任，北京电子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电子学报》编委会主任，ChineseJournalofElectronics编委会主任等职。
1958年研制成中国首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使频率由2MHz提高到200MHz，解决了高速晶体管化计算机的需要。
1963年在中国首先研制成硅平面．工艺和平面器件，保证了为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109丙机的研制成功。研制成国内最早的4种固体组件，为专用微机的实现创造了基本条件。
1978年，在国际上最先发表了一种集成高速模糊逻辑电路DYL，并研究了它在精确信号线路与系统中的应用，依此研究的高速数模转换电路使中国集成8位D/A转换器转换时间由80ns缩短至4ns以下。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以上贡献获得早年国家发明奖，国家新产品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及国家发明三等奖等奖励...1990年起，致力于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等机器形象思维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中，承担了神经网络的实现和应用技术的攻关工作，研制成中国唯一一个产品化的半导体神经网络硬件系列。相继两次被评为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并获2001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何梁何利科技奖和2002年台湾潘文渊文教基金杰出科研奖。
吴式枢
吴式枢院士祖籍江西省宜黄县，1923年5月27日生于北京。
1944年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7年留学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父母在台湾，弟弟在美国；但他不顾导师挽留和亲人的劝阻，响应周恩来总理对海外科学家的号召，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由于学术成就突出，年仅28岁的吴式枢博士被教育部批准为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是当时国内最年轻有为的教授之一。
1952年起投入创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的事业之中，1958年又亲手创建了理论物理专业。
1955年至1957年任系副主任，1957年至1984年任系主任，1984年后任名誉系主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呕心沥血，为吉林大学物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吴式枢教授多年来对原子核理论，特别是核多体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硕果累累。他最早将壳模型理论用于处理μ介子和光核效应，取得了被学术界同行称为“吴模型”的研究成果。
吴式枢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58年前，吴式枢博士怀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回到满目疮痍的新中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
著名科学家，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杰出的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物理学科创始人之一吴式枢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2009年2月27日9时48分在长春与世长辞，享年86岁。
二十世纪60年代他应用格林函数方法导出了高阶无规位相近似（HRPA）久期方程，并进行了费曼(Feynman)图解分析；还提出了“推广的组态混合法”，并给出了求解实际问题的途径；这项研究成果1966年在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70年代提出格林函数的非线性积分方程理论，指出并论证了非线性积分方程在格林函数理论中的应用及其物理含义。
1981年在北京核物理讲习班上，可以应用吴式枢教授提出的非线性积分方程理论解决“关于π凝聚问题”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他当即被邀请去联邦德国讲学与工作，并作为著名外国学者在联邦德国报刊上做了专门介绍，同时他还提出了核内介子自由度的理论。
大庆油田在测井中遇到了水淹油储层无法判断的难题,1971年吴式枢教授组织并带领一个课题组开展研究，提出了通过测量高频电磁波相位差确定地层介电常数的解决方案，为大庆油田研制相位介电测井仪提供了物理依据和设计基础。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他亲自参加并组织了轻核中子反应核数据评价的理论计算工作,为我国核数据库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该规划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些年来吴式枢教授开展了核内介子自由度与量子强子动力学重整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计算方法。
作为组织委员会主席之一, 他先后3次在长春组织了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学者前来参加的关于“核多体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推动了核多体理论的研究。
王守武
王守武，男，1919年3月15日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科学奠基人之一。
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半导体器件工厂、半导体研究所和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的创建者，第一台单晶炉、第一根锗单晶、第一只锗晶体管、第一只激光器的研制者与组织领导者。在研究与开发中国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授课20余年，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和半导体技术专家。
任职
1936—1941年 同济大学机电系．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
1941—1942年 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昆明中央机器厂工务员。
1942—1943年 中国工合翻砂实验厂工务部主任。
1943—1944年 同济大学助教。
1945—1949年 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相继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9—1950年 美国普渡大学助理教授。
1950—1960年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半导体研究室主任。
1960—1983年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80—1985年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兼中科院109工厂厂长
1986年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微电子中心名誉主任
1958年 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晶体管工厂。
1963年起 致力于砷化镓激光器的研究工作，创造了简易的光学定晶向的方法，促进了我国第一个砷化镓激光器的研制成功。
1973年起，在领导研究砷化镓中高场畴的动力学以及PNPN负阻激光器的瞬态和光电特性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学术观点。
1978年 带领科技人员进行提高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成品率的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使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成品率有显著提高，成本大为降低。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卢佩章
分析化学家，福建省永定县人，1925年10月生于杭州。
194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同年在同济大学化学系任教，1949年9月调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
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等导师指导下获得副博士学位。
1959年曾在莫斯科在Rogingskii通讯院士A．Zhukhovitskii教授领导下工作半年，后在国外许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59-1986年任分析化学研究室主任，1978-1983年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色谱学会理事长。担任第五届北京国际分析测试报告会及展览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色谱》杂志主编，《高效色谱（HRC&CC）》等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以色谱为主的分析化学研究，是中国色谱分析的先驱者之一。建国初期，完成了“熔铁催化剂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及化工产品”项目。为开创中国色谱学科，开展了气相色谱及液相色谱理论、新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1956年“液态燃料的费一托合成研究（气相色谱应用于产品的分析）”获第一届中国自然科学三等奖，为四个获奖者之一。
六十年代，发展了腐蚀性气体色谱等一系列国防分析技术和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七十年代，开展了高效液相色谱的研究，研究成功K-1型细内径高效液相色谱柱，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荣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八十年代以来，他领导开展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色谱专家系统理论、技术及软件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1992年在美国匹兹堡会上作为中国人第一次作了特邀报告。
至今荣获各种奖励20余项。获中国科学院荣誉奖（1989）和前苏联色谱学会的Zwett奖（1990）、美国传记研究所的“世界终身成就奖”（World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编写出版《色谱理论基础》等7部专著，并出版了《卢佩章选集》，先后培养研究生30余名。
吴孟超
吴孟超，男，1922年8月31日生，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0年进入同济附中，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学士学位；肝胆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师从中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2012年2月，被评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曾历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普通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等职；现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医学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中日消化道外科学会中方主席，国际外科学会委员等，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俞鸿儒
俞鸿儒，出生于江西省一个普通商人的家庭。
1933年秋入杉江中学附属小学读书。1939年夏毕业。1943年毕业于三岩中学初中部，同年秋天，被保送升入高中部。1946年夏高中毕业，同年考取同济大学数学系。在同济学习的3年中，学生运动汹涌澎湃，俞鸿儒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罢课游行活动，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于1949年7月7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俞鸿儒为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考取了大连大学（后改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在大连工学院学习了4年，1953年5月毕业后留校作助教。
1956年夏季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他又报考中国科学院流体力学研究生，1957年3月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就读研究生，1958年2月起担任激波管研究组组长，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其中1969年9月至1975年12月随编制调整，调入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工作），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1979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室主任。
1979年10月，应西德学术交流协会（DAAD）邀请在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工作3个月。
1981年起被聘为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委员。
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4月起任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87年9月起任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
1988年9月到12月，作为西德马普学会向中国科学院提名邀请的科学家，在Aachen激波实验室参加高超声速、高焓流动专题研究。他先后被聘为华东工学院兼职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防科工委计量测试中心顾问，重庆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
1989年9月至10 月，他作为外国专家，应邀出席1989年日本全国激波现象学术会议并作特邀报告，访问了宇宙科学研究所、东北、东京、千叶、东京农工、名古屋、京都、大阪和九洲等大学并作学术报告。
1990年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气体动力学和气动物理联合实验室主任。
199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俞鸿儒还先后兼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激波与激波管专业组组长、北京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理事、副理事长、《空气动力学学报》常务编委、《流体力学实验与测量》编委会顾问、高超声速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航空学报》编委、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压力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自第16届起连续被聘为二年一次的国际激波与激波管学术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陶亨咸
陶亨咸，1914年8月31日生于原直隶省天津市。原籍浙江绍兴。祖父是清末进士，在清政府和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任过职。其父陶元焘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土木工程。回国后曾任津浦铁路局考工课课员、济南市工务局科长，当过家庭教师。他兄弟姐妹七人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陶亨咸1933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同年考入同济大学，第一年补习德文，一年后转入工学院机械系。 他入学后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接受新思想。在工厂劳动实习时广泛与工人接触，了解社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暴发前后，同济大学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展了驱逐国民党C,C派的反动校长翁元龙的斗争。他担任了同济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学生会内，一方面参与组织学生运动，一方面还和学生会内部的右派学生进行斗争。他参加了1936年12月24日上海市学生大示威，以后加入了上海市学生救国会，投身于抗日反蒋的救亡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迁校到宜宾李庄，他参加了同济大学战时服务团负责宣传工作，活跃在街头和伤员中。
1938年同济大学又一次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翁元龙的学潮，他被选入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领导这一斗争，为此，学校当局决定开除他的学籍。进步学生组织罢课抗议学校这一无理决定，并去武汉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抗议，学校当局在校内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撤销开除他的决定，不久翁元龙也被撤去校长职务。
1939年他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到江西大庾钨业管理处修造厂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务课代课长。
1941年调到兰州甘肃机器厂任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
1942年在兰州加入中国工程师学会。
1945年到美国学习机床制造及热处理、铸造、机械加工等技术和自行车的生产工艺。
1947年回国后曾任中央机器公司工程师，上海机器厂和昆明机器厂副厂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昆明解放前夕，他组织工人护厂，为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9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昆明解放后参加了云南机器厂的接管工作。曾任云南省工业厅计划科科长兼技术科科长，兼任过昆明机床厂（即云南机器厂）厂长。
1953年调至第一机械工业部，先后担任过一机部技术司设计科科长、设计处处长、总设计师、技术司副司长、司长、仪表局副局长。
1980年后任一机部总工程师、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机械工业部总工师和部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唐有祺
唐有祺 ，男，1920年7月生，汉族，原江苏省南汇县人，中共党员及九三学社社员。
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化学界泰斗L.Pauling，获博士学位。
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博士后研究员，1951年8月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在院系调整中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今。唐有祺现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1962年）。
唐有祺一直从事物理化学和结构化学研究，为我国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研究做了重要奠基和发展工作。早在50年代就撰文关注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后相继提出和指导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领导开展了蛋白质结构和分子设计研究，以及多肽合成和表征，并历任“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研究”攀登项目首席科学家”。在载体自发单层分散等研究基础上，又提出建设分子工程学倡议，在攀登项目“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项目，以及在尔后入选的973基础科研项目中任顾问，在此强调了功能意识和组装设计思想，对新形势下的科研工作起指导和推动作用。著有《结晶学》（1957），《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1964），《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1974），《对称图象的群论原理》（1977），《有限对称群的表象及其群论原理》（1979）和《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热力学》（1984），发表论文400余篇。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第一届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员；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晶体学会理事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和第九届常委及第九届科技委副主任等职。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晶体体相结构与晶体化学的基础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1年“胰蛋白酶和Bowman-Birk型抑制剂复合物系列立体结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6年“使用单层分散型CuCl/分子筛吸附剂分离一氧化碳技术”获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以及国家教委等省部级奖九项。
朱洪元
朱洪元，物理学家。专长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在这些领域对同步辐射和奇异粒子曾做出先导性研究；在探讨介子和超子的衰变过程中，提出了μ-介子辐射俘获所必需遵从的严格的选择定则；在研究低能强相互作用中利用色散关系和条件时，他及其合作者推导出不含发散积分的π-π及π-И低能散射方程。还和他人合作，建立和发展了关于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
简历
1917年2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34～1938年 在同济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
1939～1944年 先后任昆明第五十兵工厂技术员、同济大学助教、昆明无线电厂技术员等职。
1945～1948年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8～1950年 任英国曼彻斯特物理系帝国化学工业科学基金会研究员。
1950～1957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称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957～1973年 任原子能研究所（1958年前称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研究室主任。1957～195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59～1961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1973年以后，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1973～1981 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3～1984年）。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任（1981～1987年）等职。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务委员。
1992年11月4日在北京逝世。
曹楚南
曹楚南1948年夏从当时属于江阴县的杨舍镇上的梁丰中学毕业，考入上海的同济大学。
195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曾在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沈阳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82 年任研究员，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1994年调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教授。他曾任九三学社吉林省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吉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辽宁省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常委。现兼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级顾问。
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曾任长春市化学会理事长，《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编委会主任，《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主编，《材料保护》编委会副主任，国际著名刊物《Corrosion Science》及《金属学报》、《化工机械〉等学术刊物的编委，现为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会第一、二、五、六届学科评审组成员。他还接受过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聘书。
涂铭旌
涂铭旌，男，汉族，1928年11月15日生，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四川大学教授，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家。
195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本科，1955年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材料强度与断裂及失效分析的研究。在“发挥金属材料强度潜力的理论与应用”、“综合强化”、“耐寒高强钢的低温脆断规律、机理、判据及安全评价”，以及重大机械失效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中成绩卓著，其成果已在机械工程领域中广泛应用。
1990年，由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1年，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定良
吴定良（1894年1月—1969年3月24日），字均一，曾用名士华。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生前曾经创刊并主编《中国人类学志》，与欧阳翥、卢于道等人发起创立“中国人类学学会”。
个人经历
1894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24年南京高等教育学堂毕业，留校当助教。
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
1927年—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学习，先后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与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5年瑞士楚列须大学人类学院从事研究。
1935年—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
1942年—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
1946年—194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
1946年—1948年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52年—1969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人类学教研组主任。
1969年3月24日病逝。
吴定良，189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1916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
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
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
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Bio-metrika”杂志“Philosophical Transacsion and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Magazine”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G．M．莫兰特（Morant）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50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
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1934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
1935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
1957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
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
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
在1969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1969年3月24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6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在病榻上遭受围斗，在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林徽因
家庭背景
林徽因的祖父是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叔叔林觉民。
生平早期
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
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
1921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
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
1924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林徽因注册的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 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
1928年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古建考察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大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被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
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流亡时期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了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最后岁月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
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1949年初，两位解放军的突然到访，表现出的对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态度，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并应解放军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是年，林徽因还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1950年林徽因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设想。
1951年，47岁的林徽因为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抱病与高庄、莫宗江、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苏联文化代表团”献上一批礼品，深受与会人员欢迎。
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
1952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林徽因、梁思成翻译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由上海龙门书局印行，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借鉴。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中山堂》、《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雍和宫》、《故宫》等一组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3年10月，林徽因当选为建筑学会理事；并任《建筑学报》编委。被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
1954年6月，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林徽因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去世后，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罗哲文
罗哲文（1924～2012），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
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
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费正清
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休伦，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1921年毕业后在南达科他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
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
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
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
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
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
1977年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李约瑟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年-1995年）,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
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
1943年夏天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请教。这促成了王亚南完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梅贻琦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统二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习电机工程。
1914年（民国三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会后赴美。
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嗣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
周均时
1904年，周均时随父经商到重庆，进入正蒙公塾读书。两年后随父去上海，在中国公学就读，继考入南洋大学船政科学习毕业。辛亥革命后，返回成都考入德国留学。
1920年学成回国，经上海返渝。
1922年夏，再次赴德国考察，在柏林工业大学跟从娄耶教授专研相对论，并直接听过爱因斯坦讲学。当时朱德也在德国，与他结为好友。
1924年，他归国后，以科技兴办工业，当走实业救中国道路的理想破灭后，转为从教。先后执教暨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担任昆明同济大学、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著有《高等物理学》、《弹道学》教科书，颇受学生欢迎。是一名享有盛名的学者。他在不断探索救国途径中，终于找到了真理，并为真理而献身。
1946年参加了民革，从事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
1949年夏天，参加建立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和策反工作，确定“保川拒蒋，迎接解放”工作方针。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告密，周均时8月20日被捕，次日转移到白公馆。在狱中，敌人对他诱降不成，刑讯不屈，铁骨铮铮，坚持气节，11月27日英勇殉难于重庆歌乐山麓“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松林坡。重庆解放后，遗体经党和人民政府收殓，遵照家属意见，葬于重庆市南岸区凉风垭坡上。
丁文渊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
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
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
徐诵明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
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13岁在私塾读书。
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瞒着双亲，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
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
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他于11月返回祖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
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色，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
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爱国反日义务通讯社——复社的活动。
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1928年。1919年，徐诵明回国后曾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
中国现代病理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徐诵明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他回国后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病理学教室（教研室），翻译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
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他当时的助教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专家。
徐诵明在日本研究病理学期间，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细胞增加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了普查与对照研究。
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正值大革命进入低潮，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毕业后到了上海，徐诵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贺诚得以在上海开业，而他的诊所为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了场所。
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后，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至1937年。
徐诵明一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
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国际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5年，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诵明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申明坚决不同意，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
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次顶住未予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大学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在陕南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同年，西北联大被解散，徐诵明即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3年，他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
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教病理学。
1948年，他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
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7月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社长。
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撤消编辑部主任职务。
1978年彻底平反。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在百岁寿辰前夕，徐诵明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 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